导读：今年以来，国际层面的种种争议和竞争将各界注意力引向了“脱钩”和“逆全球化”，有分析者认为：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只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现在走到了尽头。但是，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伊恩·布雷默近期撰文指出：由于一些原因全球化正在经历调整，各国从中获得的收益注定会减少，但全球化本身不会消亡。从数据上看，全球商品贸易仍未明显降低，跨境投资关系也在持续发展，全球经济的关联性事实上在增强。主流观点中“全球化衰退”的假象，主要来自两点：一是曾经封闭的低收入经济体不断开放和富裕，使全球贸易强度降低，但这其实是一种进步；二是无形资产和服务贸易的增加没有在统计数据中体现。虽然地缘政治的发酵导致部分产业发生转移，一些企业和国家开始通过“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的方式规避风险，但这根本上是一种对布局进行扩大，增加选择的举措。
这种分散的产业布局模式必然会伤害效率，增加成本，使得全球化走向一种“碎片化”形态。但这绝不是全球化的消退，因为全球价值链已经非常复杂、高度互联，规模化和专业化带来的好处又十分巨大，彻底脱钩会对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所以，未来的全球经济势必在收益和地缘之间进行平衡。和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Foreign Affairs”，仅代表作者观点。
全球化没有消亡:
世界更加碎片化，但相互依存仍是主导
文｜伊恩·布雷默
翻译｜潘偲毓
来源｜法意观天下
▲ 图源：互联网
两年半的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八个月的俄乌战争切断了俄罗斯与西方的经济联系并扰乱了全球粮食与能源市场，此时的世界似乎已经处于一个转折点。许多人声称，全球化浪潮正在衰退。越来越多的分析家现在认为，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8年大流感导致了第一个伟大的全球化时代的终结一样，俄乌战争、新冠疫情、愈演愈烈的民粹主义以及地缘政治竞争已经共同导致第二个伟大的全球化时代面临倒退。记者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10月中旬写道：“这场新冷战标志着1989年以来塑造国际体系的全球化和一体化时代的结束。”著名的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同意这种观点。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BlackRock）的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在3月写给股东的信中表示，俄乌战争“结束了我们在过去三十年中经历的全球化”。而在5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就未来可能出现的“地缘经济分裂”（geoeconomic fragmentation）提出了警告。她指出，各国和各公司正在“重新评估全球供应链”并取消几十年来的一体化。然而，全球化此前就曾多次被宣布死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以及当年晚些时候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之后，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全球化都曾被认为将要终结。这些预测都没有成为现实，而这应该让分析者们此次不再轻易预言全球化即将终结。与其说当前的世界面临着经济一体化的终结，不如说其正在经历一场使得全球化前景面临波动的地缘政治的衰退。
1 超越历史的相互关联
那些宣称曾经的全球化已经消亡的人并非完全错误。的确，从20世纪70年代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时代是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在该时期，霸权主义的美国推动了自上而下的贸易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进程。这个时代已经与推动它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维系它的单极化国际秩序一起消亡了。
越来越关注内部问题的美国不再有政治意愿充当世界经济的设计师和保障者。与此同时，中国被结构性的经济挑战所困扰，这种经济挑战限制了其通过贸易准入和投资政策来强化自身秩序的能力。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则均没有能力填补这一空白。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正在结束。全球化的终结需要美国积极转向反对经济一体化。撇开夸大其词不谈，这种情况事实上在特朗普时期以及乔·拜登（Joe Biden）时期都没有发生。相反，美国只是停止了对于规模越来越大的全球化的领导。正如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所言，这种领导力真空导致了“全球化治理”的断裂。然而，全球化本身并没有破裂，它只是面临波动。它的协调性、审慎性以及效率都不如以前；但由于其替代方案过于糟糕，目前它仍然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经济数据能够证明全球化正在倒退的说法是错误的。即使全球资本流动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自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的峰值以来有所趋缓，但跨境投资仍在持续增长，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的回报也仍然在极大程度上相互影响。全球商品贸易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而今年的数据已经超过了新冠疫情前的预测。尽管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但新的贸易协议仍然持续出现，其中包括了15个亚太国家之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和11个亚太国家之间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起便持续增长，自2008年以来已经增加了一倍以上。自2008年以来，货物贸易相对于全球产出已经放缓，但即使这种转变也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退化。恰恰相反，全球贸易比率趋于平稳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发展的副作用，其意味着全球化的成功。以中国为例，中国的贸易与GDP之比自2006年以来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但由于其体量，中国一直是全球贸易与GDP之比放缓的最大贡献者。由于市场改革和融入全球市场所带来的影响，中国变得更加富裕，其经济也变得更加复杂，而其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从出口转向了国内消费和投资。与此同时，国内需求也从商品转向了传统意义上贸易性较差的服务。中国还提升了自己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开始制造更少的廉价消费品并生产更多的先进中间投入品。因此，目前中国国内生产的产品在其出口价值中占据了更大的份额。由于收入的增加，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上涨，这使得中国成为了一个制造中心，其关键竞争优势之一也随之消失。这些趋势都不构成全球化的瓦解或缩减。相反，它们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全球化的回报越来越少，而且这不仅仅是对中国而言。现在，大多数国家已经相对较好地融入了全球经济，而整个世界从更进一步的全球化中获得的收益较少。一般来说，随着曾经封闭的低收入经济体融入全球市场并变得更加富裕和发达，它们会变得更加自给自足。中国和其他许多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实现全球化的新兴市场国家现在生产更多本国的消费品、消费更多本国的产品、进而继续生产更多本国的产品。这在数据上表现为全球贸易强度的下降，但这是进步的标志，而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退化。更重要的是，电子商务、自动化、人工智能、机器人、云计算和远程工作等技术进步已经将许多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过程转变成了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生产过程。旨在利用国家间劳动力成本差异的贸易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减少了，而这并非由于对全球化的有意识反抗。服务和无形资产在现代经济中越来越重要，而这也助长了去全球化的假象。15年来，服务和无形资产的贸易一直在加速发展，其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所占据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数字服务贸易的情况尤其能体现这一点。例如，计算机和通信服务现在占所有服务出口的一半左右，在全球GDP中占据了3%。研究与开发、知识产权、品牌、设计以及软件等无形资产在贸易、投资和产出总额中的份额也大幅增长。然而，由于统计方面所面临的挑战，许多服务和无形资产并没有在目前的贸易数据中得到体现。所有这些都表明，随着全球经济的日益复杂，传统的全球化衡量标准正在被淘汰。在现实中，世界各国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互关联。互联导致了更进一步的互联——因为各国的互联程度越高，它们就越难彼此脱钩，而彼此脱钩的成本也会更高。
可以肯定的是，世界上的部分地区正在彼此脱钩，但这仅限于部分地区，而且脱钩程度也相对有限。先进的工业民主国家正在强行与俄罗斯脱钩，其方式几乎是完全的，而且可能是永久性的。西方的跨国公司已经终止了他们在俄罗斯的几乎所有业务并清算了他们的股份。俄罗斯的寡头已经被制裁，其资产也被冻结。大多数俄罗斯银行已被禁止进入全球支付系统SWIFT，甚至连俄罗斯的中央银行储备也被扣押。发达国家正在停止购买俄罗斯的能源并阻止其获得先进的制成品与关键部件。
这种脱钩将对俄罗斯的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地位产生可怕的影响。然而，俄罗斯并没有被切断与整个世界的联系。虽然该国在世界GDP中所占据的份额微不足道，但其极为宝贵的自然资源使之不可能完全与全球经济脱钩。中国和印度已经将其对俄罗斯石油的购买量从2021年6月的合计170万桶/日增加了到2022年6月的近280万桶/日，而且是以折扣价购买。发展中国家仍然依赖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许多正规和非正规军队也继续使用俄罗斯的武器和雇佣兵。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将继续与俄罗斯做生意。▲ 反映印度2021年与2022年使用俄罗斯能源情况的对比图
与此同时，美国与中国正陷入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竞争中，这导致它们在一些被认为具有国家安全重要性的领域中脱钩。这些领域包括越来越多的“战略”部门——从半导体等两用技术到可再生能源，再到社交媒体与其他信息产业——这些部门现在成为了外国贸易和投资的禁区。
但这种部分脱钩只能走到这一步——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是如此地相互依赖，以至于完全脱钩对于两国和世界而言都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美国和中国的商界希望与对方做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生意。同样，包括美国在亚洲和欧洲最亲密盟友在内的大多数其他国家尽管对中国的崛起同样保持警惕，但它们对相互制造经济破坏毫无兴趣。因此，它们正在加大对美国和中国经济的投资规模与风险敞口。尽管存在紧张局势、贸易战和新冠疫情的干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仍在继续增长。2021年双向货物贸易额为6570亿美元，该数据高于2019年的5570亿美元。今年的数据则几乎肯定会超过2018年创造的6590亿美元的记录。美国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而中国也仍然是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最大的进口货物供应商和第三大出口市场。投资也一直保持着强劲。尽管西方企业比过去更担心在中国投资的风险，但他们几乎没有表现出退缩的迹象。去年，进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最近在中国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制造商中有83%没有迁出计划。只有3%的人打算将生产“转移”到美国，而60%的人计划增加在中国的投资。美国的中间产品和最终制成品的进口增长速度继续高于美国的制造业产出速度，这表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净再生产的情况。
中国可能希望在技术和经济上实现自力更生，但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与西方的商业关系密切。美国、欧盟和日本共购买了中国近40%的出口产品——这个份额在过去十年中几乎没有变化。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了。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关系仍然完全缺乏信任，然而，两国关系并没有濒临崩溃，因为将两国联系起来的纽带正变得更加重要，而不是相反。
尽管俄罗斯与西方以及中国与美国的部分脱钩并不等同于去全球化，但其确实表明全球化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缺乏国际领导的情况下，全球经济秩序正变得更加多极化和分散化。这意味着地缘政治将越来越多地渗入经济计算中。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暴露出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性和脆弱性，而这使得经济安全问题得以凸显。国家和公司将越来越多地试图通过“友岸外包”（ally shoring）、“近岸外包”（nearshoring）、供应来源多样化和大量储备等组合方式来使自己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拥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并尽量避免地缘经济压力的影响。随着各国加深与友好国家的融合、减少对敌对国家的依赖，跨境经济活动甚至可能随着地缘政治势力范围而分裂。
这些力量偏离了近几十年来声势浩大的全球化，但也并非指向自给自足。规模化和专业化带来的好处太大，而逆转全球化的成本又太高。生产大多数现代商品的全球价值链是如此复杂和分散，以至于在国家层面重新创造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西方公司将越来越多地从中国撤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会把生产转移到国内，而是会将其转移到墨西哥和越南等友好且低工资的国家。除了少数例外情况，重新选址和内包已被证明成本过高且风险极大。正如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婴儿配方奶粉的短缺所表明的那样，实现复原力的最佳途径不是自力更生，而是多样化和备用能力。全球一体化模式的这些变化将很可能导致效率的损失。毕竟政治和地缘关系会增加交易成本并阻碍资源的优化配置。不过，这只是为确保全球化及其利益的持久性而必须付出的小小代价。在效率和安全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将带来一个更安全且更可持续的经济秩序。
*文章转自“法意观天下”，文章原刊于《Foreign Affairs》。
Ian Bremmer作者：伊恩·布雷默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欧亚集团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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